三水白泥镇长安墓园风水很好。长安墓园位于白坭镇周村里水岗，园区依山而建，气势恢宏，景色秀丽，坐南朝北，视野开阔，俯瞰市区，是一处藏风聚气的宝地。长安墓园现有土地480亩，设计安葬15万穴，分龙、凤、吉、祥、梅、兰、竹、菊八个大区。同时又细分为高特级式自选区、艺术区、教会区、个性化普通区、室内葬、节地葬等多种葬式。
长安城龙首原六坡与乾坤关系示意图营建都城是国之大事，所谓“定鼎之基永固，无穷之业在斯”，它关系到国家的巩固与发展，受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多重影响，也影响着都城多方面的发展。因此，在建筑布局上总要有一些原则与方法，尤其在古代，精神信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追求天人感应、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。城市布局上往往都被赋予某些象征性意义，隋、唐都城规划布局仍然不能逃脱这种窠臼。以都城的平面布局来看，所谓“建邦设都，必稽玄象”的象天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与阐扬。
宫城、皇城、外郭平行排列，以宫城象征北极星，以为天中；以皇城百官衙署象征环绕北辰的紫微垣；外郭城象征向北环拱的群星。因此，唐人即有诗吟“开国维东井，城池起北辰”，说的就是这种布局效应。当然，它也是封建皇帝据北而立，面南而治儒家传统思想的一种体现，它作为历代帝王治国总的指导思想，贯穿始终，也体现到都城的规划布局上，增加了皇帝君权神授思想的神秘色彩。
据宋敏求《长安志》引《隋三礼图》记载，大兴城的街数、坊数的设计也都有所依凭。皇城之南四坊，以象四时；南北九坊，取则《周礼》九逵之制；皇城两侧外城南北一十三坊，象一年有闰，无论事实是否如此，将其附会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设计则是都城设计的普遍规律。
另外，随着古代风水思想的发展，宇文恺也将这一思想引入大兴城的规划设计当中。大兴城址选在汉长安故城之南，地势敞阔平远，有东西走向的六条土岗横贯，如果从空中俯视西安大地，就能看出这种地面形状很像《易经》上乾卦的六爻。乾卦属阳，称九，自上而下，横贯西安地面的这六条土岗从北向南，依次称为初九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上九。
从六坡的高度看，地势从南到北渐次降低。那么宫城所处的位置则相对较低。不把宫城设置在最高处是另有原委。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，最为尊贵的紫微宫居于北天中央，它以北极为中枢，东、西两藩共有十五颗星环抱着它。紫微宫即有皇宫的意思，皇帝贵为天子，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相对应，因此，只能把皇宫布置在北边中央位置。而且北边有渭河相倚，从防卫的角度看，也比较安全。
卦论认为初九是潜龙，勿用。九二高坡是“见（现）龙在田”，因此只能“置宫室，以当帝王之居”。九三之坡，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。”如果把百官衙署放在这里，正可以体现文武百官健强不息、忠君勤政的理念。于是宫城与皇城分别被布置在九二和九三坡地上。九五却最尊贵，所谓“九五至尊”，属“飞龙”之位，不欲常人居之，便在这条高岗的中轴线部位，东西对称地建筑了两座规模宏伟的寺观，西面是道教的玄都观，东面是佛教的兴善寺，希望能借用神佛的力量镇压住这个地方的帝王之气。中唐宰相裴度曾因宅建在这条“九五”高坡上，被人借机诬陷为“宅据冈原，不召自来，其心可见”。其实唐代住在这条高岗上的名臣也很不少，比如张说、韩愈、李宗闵、杨国忠、李晟、柳公权。
长安城中东西、南北交错的二十五条大街，将全城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。其中以朱雀大街为界将城区分为东西两部分：东部隶属万年县，本应有五十五坊，因城东南角曲江风景区占去两坊之地，故实领五十三坊；西部属于长安县，有一市五十五坊。
一百零八坊排列的象征寓意：108坊恰好对应寓意108位神灵的108颗星曜（如《水浒》中的108将）；南北排列十三坊，象征着一年有闰；皇城以南东西各四坊，象征着一年四季；皇城以南，南北九坊，象征着《周礼》一书中所记载的所谓“五城九逵”。
为了避免泄掉帝王之气，隋文帝政府下令宫、皇城之南的居民里坊，取消南北门而仅开东西门。
汉族传统风水学在建筑上提倡子午向，即坐北朝南，这一提倡被历代帝王所推崇，唐都长安最初的宫殿建筑均为坐北朝南的子午向。古代帝王的座位，身在北方，面向南方。因为帝王是一朝之长，宛如之上，所以帝王坐在北边，北就是“上”，而坐在南边的群臣则为卑下，南就成“下”了。此外，将宫城南面之门命名为“朱雀门”，而将宫城内太极宫的北门命名为玄武门，此皆来源传统风水中的“左青龙、右白虎，前朱雀、后玄武”之说。有其名必有其实，太极宫的北门既然被命名为玄武门，它就必然带有与之对应的“坎”卦之象征寓意（八卦中坎象征陷）。唐初围绕继承皇位而发生的宫廷之战──玄武门事变在这里发生，恰好与不谋而合。由此看来，城市街道、建筑的命名大有讲究。
还有，在太极宫中太极殿以北建有两仪殿，“两仪”之称谓也是出自《周易》，“是故，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唐长安城-宫殿布局太极宫复原鸟瞰图唐长安城有三座主要的宫殿，分别是太极宫、大明宫和兴庆宫，称为“三大内”。
大明宫位于太极宫东北方的龙首原高地上，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城堡，可俯瞰整座长安城。宫殿建于贞观八年（634年），从唐高宗开始的历代皇帝都在这里居住和处理朝政，称为“东内”。宫城为中轴对称格局，前部由丹凤门、含元殿、宣政殿、紫宸殿等组成前朝的南北中轴线，后部以太液池为中心组成内庭，分布着麟德殿、三清殿、大福殿、清思殿等数十座殿宇楼阁。整座大明宫东西宽1.5公里，南北长2.5公里，面积约3.2平方公里，是“三大内”中最大的一座。
兴庆宫位于外郭城的东部，原是唐玄宗早年任临淄王时的藩邸，开元二年（714年）改名为兴庆宫。开元十四年（726年）进行了扩建，合并周围的邸宅和寺院，于十六年（728年）竣工，称为“南内”。天宝十三年（754年）又筑宫墙和城楼，形成了一座小型城堡。同时还附外郭墙建造了一道北至大明宫，南至芙蓉园的夹城，方便宫内人员来往潜行。唐玄宗和杨贵妃长期在此居住，盛唐后地位降低，成为安置太上皇和太后的场所。
兴庆宫南北长1250米，东西宽1075米，周长4.6公里，面积约1.35平方公里，规模在“三大内”中最小。宫墙四面设门，正门兴庆门在西墙偏北处。宫内以园林为主，且不按中轴对称布局，因此具有离宫的性质。其南部主要是龙池，周边有勤政务本楼、花萼相辉楼、沉香亭等亭台楼阁。北部有兴庆殿、南薰殿、长庆殿、大同殿等一组宫殿。唐末兴庆宫毁于战火，1958年遗址改造为公园，并兴建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等。
在古代，决定一个都城地点的因素有很多。包括地理位置、山川形势等自然因素，也包括经济、文化等人文因素。首先，笔者从自然条件分析长安和洛阳建都各自的优势。长安地处偏西，位于内地和边疆的交界处，而洛阳居天下之中，四通八达，在交通便利上洛阳占有优势。而长安居关中之地，东有崤函天险，南有武关、西有散关、北有萧关，易守难攻，一旦东方出现变乱，便可以坐镇长安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并且，西汉、隋唐都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匈奴、突厥那样强大的草原民族的威胁，长安靠近边疆，是链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，时经营西域、反击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。秦汉时期，观众就修建了郑国渠、白渠、六辅渠等水利设施，使该地沃野千里，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供养大批脱离生产的军队和官吏。但关中地区人口的过度集中，造成了当地自然环境的逐步恶化，再加上政治中心在战乱之际又常常沦为主战场。最后，长安的经济优势终于一去不复返。到了唐朝，长安城达到鼎盛，但关中却常闹饥荒，粮食已经不敷食用，皇帝常常带着大臣不远千里去东都洛阳就食。
洛阳所在的伊洛谷地较为狭小，山东的经济中心并非在此，洛阳一带的农业生产并不十分发达。但洛阳居天下之中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它最大的优势。前面已经提到，隋唐时，经济中心已经开始脱节。当时主要粮食产区是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和江淮一带，京都的粮食严重依赖两地的转运。隋炀帝时开凿大运河，永济渠和通济渠分别以洛阳为中心分别向东北和东南延伸。洛阳成为大运河的中枢和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。隋代在洛阳建设有含嘉仓和洛口仓这两大粮仓，粮食到唐朝贞观年间都未用完。如果把粮食从洛阳再运往长安，不仅要多走一千多里路程，而且在三门峡一带，常常出现船只倾覆的事故。解决这个困难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迁都洛阳。
隋炀帝在位期间大多数时间都驻留在东都洛阳，洛阳取代大兴城成为实际的都城。唐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中心在长安和洛阳间频繁变迁。但是，受到西北边患的牵制，长安作为都城的时间远远长于洛阳。洛阳控制东部，但离西北过于遥远，对突发事件无法及时反应。并且唐朝后期藩镇割据，洛阳位于四战之地，和平年代的优势在战时反而变成劣势。所以，隋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，一个以政治军事立都，山河环绕，易守难攻，向东有居高临下之势，向西可以打通西域，作为防备草原民族的缓冲区；另一个以交通经济立都，四通八达，天下之中，有漕运之利。唐末至五代，政治中心由长安迁至洛阳，又从洛阳迁至开封，一方面反映了中原王朝边防线内收缩的趋势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权对东南财赋的依赖性大大增强。在大运河改道后，开封成了新的航运中心。北宋初年，宋太祖曾计划先迁都洛阳，再迁至长安，但由于北宋实行强干弱枝的方针，在开封集中全国一半的禁军，全部依赖大运河转运粮草。此时长安和洛阳都已衰败，原先的优势大多荡然无存，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人口，迁都只好作罢。在古代社会后期，西北边患逐渐被来自东北边患取代，中原政权的的都城开始东移，扼守由北向南的交通要道，以有利于边防，例如明朝定都于北京。这使得长安和洛阳永远失去了作为都城的资格。
除了这些因素外，王朝的政治需求也是决定定都地点的因素。西周定都镐京，关中时周族的发源地，十分适合他们的农耕经济，周成王时修筑洛邑为陪都，号成周，是为了了监视和震慑商朝的移民，控制东方领地。秦朝统一后，沿用了原先的首都，国祚短暂，未能来得及考虑都城迁移的问题。西汉最初定都于洛阳，后娄敬进谏，力陈关中的险要和富庶。西汉最终定都关中，除了以上原因，还因为在东方分封了大量的诸侯王国，定都长安可以随时扑灭可能的叛乱。东汉光武帝起兵于河北，南下攻取洛阳后再四面出击，平定天下，刘秀的功臣勋贵大都为南阳豪强，东汉政权依赖于豪强的支持，洛阳也位于他们的根据地。但东汉仍把长安视作东都，大多数皇帝每年都必须渠长安拜谒祖宗陵寝。但东汉时期，长安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。对边疆的控制力减弱，羌人叛乱至东汉灭亡仍未彻底镇压下去，三辅一带成为内迁戎狄的居住地，到五胡乱华的时期，关中胡人与汉人的比例已经失衡。曹操的政治中心在控制河北和河东的要地——邺城，到曹丕即位时，选择已废弃多年的洛阳为都城，主要时因为洛阳靠近南方，便于对吴国用兵。前秦由氐族建立，氐族长期居住于川陕陇交界一带，在关中也有相当大的人口规模，前秦定都长安也与靠近祖先所居之地有关。北魏孝文帝南迁，目的地也是有邺城改为洛阳，同样有洛阳位置靠南，便于对南朝用兵。并且，洛阳作为传统的汉族王朝的古都，在汉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归属感。定都洛阳，北魏既能有效拉拢汉族，又可以以的正统自居，显示孝文帝全面汉化的决心。北周、隋、唐的建立者出身关陇军功贵族，关中是他们传统的根据地。唐朝建立初始，就有关陇士族、山东士族和寒门的争斗。武则天大力任用出身山东的官吏，打压关陇士族，把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，降低长安的政治地位，避免受到牵制。